很少有人知晓，在中国内陆偏僻的一角，在陕西凤翔这个狭小的山城中，坐落着一个东湖。很少有人知晓东湖，在一千年前，因一位文人政客偶然的朝廷派官而到来，又因他精致的生命情调和温润的人文精神而修成；很少有人知晓东湖，在此地静默的这一千年里，那位大文豪政治家逝世，但他的名字，却作为一种独特而博大的文化人格，映照着古往今来一批又一批文人政客的精神天地。

东湖边的这位历史名人就是苏轼。

仁宗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，签书凤翔判官。对于刚刚走上仕途的年轻的苏轼，凤翔是他为官生涯的第一站。但是只身离开京城，离开父亲和弟弟子由，又平添了他许多心绪凄凉。他以一个成熟诗人和稚嫩官人的身份，走向遥远的西部内陆，从汴京到长安，又从长安到荒山之边。长途漫漫，终于抵达。诗人又高兴又伤感，二十年勤奋苦读，终于换得这一个施展机会，他不为做官，他只想在更广阔的生命空间，实现自己对于朝廷和百姓的美好理想愿望。于是，苏轼勤恳为政，殷劳抚民。东湖边上的苏文忠公祠四壁，后人刻画着苏轼当时为官的政绩：创修东湖、太白祈雨、平反冤案、改善浦运、整修府衙……修建东湖被列在政绩首位，人们是否想着，古来万事东流水，可是一个湖一旦建成，就永远成为当地人民的一个福祉，成为历史的一个遗迹和证明，成为一种高贵的精神情趣和象征。

凤翔偏僻，不奢望玉楼贵阁宝马雕车的美观，但是此地人少地广又有河流环绕，若能建湖种花，为百姓吟游休憩、歌舞聚会提供一个平敞清和的处所，何尝不是一件乐事。于是苏轼亲自设计，亲自指挥，亲自加入建设，与百姓一起劳作一起休息，终于建成了这个千荷的东湖。东湖至此成为当地百姓春来赏花，夏来纳凉，秋来观月，冬来祈福的好地方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文化人格和人文精神空灵温和的象征。

苏轼在东湖种荷，在荷边写诗。在月夜独吟，行走于荷香微风之中，陶醉于此，酣畅于此，而又寂寞孤独于此。当年的月亮，照在这个寂寞的小城上，照在小城一角荷风湖边，照在湖边小路那个寂寥的背影上。他走向荷塘深处，走向月光朦胧之地，走向蛙声稀疏婆娑树影里。就那样慢慢地走着走着，在水和月光交相辉映的一角地方停下，默默仰望星空，天空高远，时空浩瀚。我想象不出苏轼在东湖边思考了什么，我实在无法揣度，但我想在时光如此悄静、岁月如此安平之处，他内心对于人生的理想应该更为清澈笃然。那时的苏轼很年轻，但从那时起，他始终护卫着内心的光辗转在莫测的命途上，王安石变法中，他坚决反对给百姓造成灾难的法令而被贬杭州；乌台诗案他写诗反映黎民疾苦，被当权派诬陷，经历牢狱之灾后又被贬到遥远的黄州；司马光当权，尽废新法，他又坚持新法中有益的条例，被贬到更远的惠州，再到天涯地角的海南。这一生的罹难都因为他坚持黎民和正义，但又因为他始终坚守着自己做人的理想，所以苦难在他那里，就成了实现生命价值和证明生命伟力的路径。来活一世人间，他要争取一种大境界的诗意和诗意之外的大意义，这种力量支持他，把末路打通成敞途，把险峰推倒成平原，让生命始终在一种从容圆润的状态中流转。

在东湖边上，山与天合围的一个地点，水与月交成的一个时间，苏轼将人生敞开来关照，把生命思悟得透明澄澈，清平婉转。正是东湖的荷香和月光，东湖边上雨打浮萍、风过竹林的声音温酿成他一生达观却并不消极、超然却并不虚无的诗意情怀。他对待人生，认真谨慎但始终不囿限逼仄，做官时候他创造佳绩，与民同乐，在杭州请奏减免百姓保甲苦役，在黄州办理遗留案件，在惠州教化风俗……被贬时候他又听风赏月，劳作耕耘；在黄州他自收自种，还创制了东坡肉；在惠州他自建房屋，又发扬了桂花酒；在海南他自制笔墨，写诗作画，与皓月流水交朋友……生命在苏轼那里，始终圆融无碍、自在从容。

而苏轼最初走来的地方和最早走出的地方，便是东湖。东湖不如西湖繁华热闹，西湖承载了太多的朝代，汇聚了太多的方位，于是文人说，它变得没有了朝代和方位。然而东湖，它只积贮着一个文人政客一生的方向和理想，所以它始终情怀精致、意义确凿。东湖之于历史，只是一段有尽头的时间流程；但东湖之于苏轼，却是一种无限度的人生蕴藉和生命寄托。我常想，若不是偏远的凤翔，寂寞的东湖，若不是东湖边上那些独行的月夜和那些月夜的思索，苏轼的一生，或许无法抵达后来的高地。

东湖四季，少有游人访客。我在湖边慢慢行走，树影深处，一声一声的鸟鸣，更深郁了湖的幽静。我只在想：一千年前，一位文人政客来到这里，修筑东湖，之后离开再没有回来。他走向京城走向江南走向天涯海角，走向生命未知的领地和历史难测的风雨；而东湖一直在这里，静默了一千年，坚守了一千年的孤独。